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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 ※ 学校 ※ 家  

2007-09-30 12:5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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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  ※  学校  ※  家 - 杨立新 - 杨立新的博客

文/杨立新

2002年5月

    我扛着简单的行李走进北京人艺大门是在一九七五年,传达室门旁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是五个端正的宋体字:北京话剧团。那时候的我还不到十八岁高中都没有毕业;那时候的北京话剧团正在演一个演了好几年的戏《云泉战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从工宣队军宣队团领导到团里每一个成员都在为救活话剧忙碌着;那时候的首都剧场经常演出的是样板团来演的京剧《磐石湾》、《龙江颂》。

    后来“四人帮”打倒了,全团的同志们打着腰鼓到长安街上游行,再后来开始排练话剧了:《万水千山》。因为看过总政话剧团的演出所以排起来很容易,演出的时候喊的也很痛快,只是老同志们说:这种戏不是咱们剧院的风格。当时听着“剧院”还真有些耳生。

第一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个名称是在首都剧场的后台。那时候白天排练《蔡文姬》晚上演出《万水千山》,就在《万水千山》演出时,舞台美术的同志把制作好的《蔡文姬》的广告牌放在后台的楼道里相看着,楣头上演出单位的位置用大头针临时钉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八个黑色大字,这个举动引来了许多同志观看,大家兴奋地议论着,仿佛把这几个字堂堂正正地粘在广告牌上是一件大家早就期待已久的很重要的事情。但终于舞美的同志走上前去,拔掉大头针,收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换上了北京话剧团。同志们散开了,那默默离去的背影那缓缓走去的脚步,有期盼有惆怅也有几分无奈。我当时还不能理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他们的心里是一个怎样的位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意味着什麽。后来几年,一位老演员向我说起过一件往事,那正是首都剧场大演样板戏的时候,我们这位老演员在门口遇到了一位观众,观众问道:您是话剧团的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位观众冷冷地说道:你们是什麽时候把人家北京人艺赶走的?老演员:……

    终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蔡文姬》演出了,售票的广告一登出来,连夜排队的观众把首都剧场售票处门前的南墙挤倒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义演出的第一出戏,阔别了十年的北京人艺又带着《蔡文姬》回来了。在以后的几年里,剧院便一出接一出的演出了一系列的优秀保留剧目:《蔡文姬》、《雷雨》、《日出》、《茶馆》、《伊索》、《女店员》、《三块钱国币》、《夜店》。这些戏绝大部分我是参加了演出的,有些虽然没有参加演出但也是反复看了很多遍,有些精彩的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下来。由于文革刚刚结束,一下子有这麽多精彩的艺术精品向你扑面而来,对于刚刚踏上艺术道路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的几年里,剧院也创作并演出了一出接一出的新剧目:《王昭君》、《向井冈》、《巴黎人》、《小井胡同》、《左邻右舍》、《咸亨酒店》、《绝对信号》、《请君入瓮》、《上帝宠儿》、《天下第一楼》、《狗爷涅盘》《红白喜事》、《哗变》等等。

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是人艺的老观众,一谈起文化革命以后人艺演出的剧目他简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这许多年剧院演出的剧目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不逊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但对他把人艺以文革为界限分为前后是不能苟同的。八十年代,于是之先生谈起文革后再演《茶馆》时曾说过,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对《茶馆》的理解一下子深了很多。从老先生的这个感触可以想到,十年文革对一个民族是一场灾难,对一个演员停滞了十年艺术生命也是很残酷的,但对一个剧院的成长,对一个艺术表演团体的成熟这十年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特殊作用。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北京人艺建院只有十四年,而经过十年的磨练砥砺,文革后北京人艺却以一种新的风采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了。老院长曹禺先生曾给剧院写过一幅题词:“龙马精神骆驼坦步”。是啊,形容北京人艺没有比这八个字更恰当更准确的了。

     八零年前后,将近二十二岁的我曾经一度萌生了到戏剧学院学习的想法,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超过这个年龄就不准报考大学了。但有一个问题总是缠绕着我:毕业以后还能不能回到剧院来?这对我确实很重要。为此我找到了当时任副院长的苏民老师,苏民老师首先表态很支持继续学习的想法,但四年以后能不能回到剧院来他说他不好承诺,因为四年以后戏剧学院怎样分配就不得而知了,他还开玩笑地说:四年以后谁当院长也不知道啊。他语重心长地劝我:读戏剧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学习的过程,但我们剧院的许多老同志都在“中戏”兼着课,与其到那里听他们讲课,不如在排演场里和他们一起排练,在舞台上和他们一起演出,缺的是系统地读读书,给自己定一个学习计划吧。我很感谢苏民老师的那次谈话,也许就是他那不经意的点拨使险些离开剧院的我留了下来。是啊,我们剧院有一大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记得八十年代末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青先生曾经撰文夸奖北京人艺,文中有一段形容人艺的艺术家们是:这样一批长得并不好看、甚者都不够演员标准的男男女女凑在了一起,用他们的才华用他们的努力甚至用他们的生命建筑起了北京人艺这座辉煌的艺术殿堂。老一辈的这些人有的已经故去了,象刁光覃、董行佶、舒秀文、方倌德、李婉芬、李大千、马群、任宝贤、谭宗尧等等,有的早已重病在身了,象叶子、童超、童弟、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等等。还有很多老艺术家,象朱琳、郑榕、朱旭、吕齐、胡宗温、谢延宁、蓝天野、苏民、吕恩、杨薇、牛行丽、张潼、金雅琴、这些老师们虽然还都健在但也离开舞台多年了,每每见到他们,老人家们都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摸摸你的头拍拍你的肩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十几年前的感觉又陡然回到了我们中间,仿佛他们并不老我们也还年轻。就象在家里,只要有父母在,你永远找得到孩子的感觉。

    前几天召开的关于院庆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这一代人坐到了主席台上,心里的感受是复杂的。三十年院庆四十年院庆我都参加了,那时候心里是无忧的轻松,反正有老同志们在前边呢,我们怎样都无伤大雅都不会影响戏的质量。现而今不成了,责任重了、担子重了、心事也重了。就象家里,老辈奔不动了,该小辈顶门立户了。站直喽别趴下。其实我们也已经不是孩子了,私底下开玩笑时说:再过十几二十年我们也到老干部处报到去了。但这也许就是年富力强吧。

    建院五十年了,我们和剧院一起走过了二十七年。它是学校,我们在这里学习了、成长了、出息了;它是家庭,我们在这里长大成人了、娶妻生子了;它是未来,我们还将在这里退出舞台、看着更年轻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如果说当年看到广告牌上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还不知道它意味着什麽,那末今天我们应该算是懂了:一代一代人不断努力追求的那件事情应该尊重为“事业”。当你谈到它心里的那股冲动就叫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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