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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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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开幕之际 回看《茶馆》排练  

2007-09-28 14: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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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很早的时候,我就接到院里的通知,国庆期间《茶馆》将成为国家大剧院首演的第一出话剧。话剧百年之际,《茶馆》还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此为人艺之幸,也为中国话剧之幸,想来再过百年,若《茶馆》仍能浩气凛然若南山松,不知那时是怎样的光景,也不知又是何人在粉墨登场......

    《茶馆》从一九九九年重排到今年在香港、澳门演出已有一百多场了。时间真快,一九九九年的排练恍若就在昨天,其实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茶馆》演出以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他干吗来了》,捋了捋秦二爷的排练过程,发在了《北京人艺》上。一个戏演出以后将创作体会写下来是件好事,不但自己可以集腋成裘留下一点东西,把全台演员的创作心得集结起来既是对一个戏的总结,更可以为今后的重排、复排时留下一点可供互相探讨的经验,尤其是经典剧目。剧院一九八零年在老版《茶馆》重排演出以后曾和戏剧出版社合作出版过一本《〈茶馆〉的舞台艺术》,一九九九年重新排练时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我是被调换到秦二爷这个角色上来的,最先分配给我的角色是庞太监。其实庞太监这个角色给我的压力要更大些,原版饰演庞太监的童超老师是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老艺术家之一。他演过的人物形象鲜明、个性强烈、各色人物反差极大,可说是神仙老虎狗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的真正的“大演员”。正在我潜心琢磨怎样把自己由内到外拧巴成一个变态的太监的时候,也就是在排练进行了一半时间以后却通知我改演秦二爷,这对我实在有点措手不及,我在下面开玩笑的时候说道:秦二爷我演够“五十分”就是满分了,因为我只排练了一半时间。由此可见我的心态是比较松弛的。
      松弛归松弛,怎样才能在比别人短一半的时间里,尽快地接近人物把握住人物,以获得自己作为人物的自信呢?《〈茶馆〉的舞台艺术》帮了我很大的忙。《茶馆》是一九五八年上演的。据说老舍先生一九五七年创作《茶馆》的初衷是为歌颂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和民主选举而创作的,这在英若诚先生和胡絜青先生的文章里都有议论,老舍先生把《茶馆》的第一幕安排在一八九八年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一八九八年第一幕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把一八九八年与剧中的人和事联系起来看看就不难看出老舍先生的匠心独运了。
      翻开《茶馆》剧本,第一幕的时间写的非常准确而具体: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以康梁为首的变法失败了。早半天。“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之所以称为“百日”是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这个象征着变法正式开始的诏书开始,到九月二十一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掌朝政为止,共一百零三天。在这短短的一百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内容用今天的话说涉及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工业农业教育等等方方面面。变法运动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在《明定国是诏》颁发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皇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由此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愈发尖锐。进入九月,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由于袁世凯的叛变,慈禧太于九月十九日从颐和园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 ,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戊戌变法就此彻底失败。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秋分,十月八日是寒露。老舍先生就让《茶馆》的第一幕在这秋分与寒露之间的“以康梁为首的变法失败了”的“早半天”开幕了。
读《〈茶馆〉的舞台艺术》我们知道,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当初排练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精彩的要数童超和蓝天野老先生共同做的小品:“鹌鹑斗”了,这为两个人物后来在舞台上的针锋相对找到了心理支点。但我在排练过程中一直觉得,老舍先生安排秦仲义在这“以康梁为首的变法失败了”的这个初秋早半天匆匆来到裕泰茶馆定是有他更厚重的深意的。你看,秦仲义刚一进门掌柜王利发就惊奇地问:“秦二爷,您怎麽这麽闲在,会想起坐茶馆来了?” 看来秦二爷平常是不到茶馆来的。而秦二爷的回答实在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其实作为房东的秦仲义是不必关心王利发的生意如何的,只要他按月交齐房租,双方便应相安无事,交不上房租事情其实也简单,收拾东西滚蛋我再转租别人,你还能把个房子偷偷背走不成?秦仲义不肯坐下,也不愿喝茶。在王利发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勉强同意坐一会:“也好吧”但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可是你用不着奉承我”。这一天的秦仲义应该是没有心思听他王利发耍他的嘴皮子的,他心里有事。王利发让李三为秦二爷沏上茶,非常尊敬地向这位年轻的房东问候着吉祥话:“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而秦二爷的回答则有些莫名其妙,几乎是直接把王利发顶了回来:“不怎麽太好。”王利发被撅之后的奉承话更是一点没错的,“您还怕什麽呢?那麽多的买卖,您伸出个小手指头来比我的腰还粗。”是啊,他秦二爷还怕什麽呢?他还有什麽不高兴的呢?那麽他今天到底是干什麽来了呢?难道真的象他后面说的“小王,这的房钱是不是该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还不够我喝茶得呢”是为了让王利发给他涨一点房租钱吗?秦仲义在康梁变法失败后的这个早晨来到裕泰茶馆心里应该是有事的,而且应该是大事,做大事的人是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事情随口说出来的。果然在后来因为买卖孩子的妇人,他与常四爷发生了些不愉快,他因为气恼顶撞常四爷时候我们才听到他来此的真实目的“我真想把这儿的房子收回来,不但收回这儿的房子,还要把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都卖了,把本钱拢到一块堆,开工厂”。秦仲义是有钱的,他是房东是财主,他在城里有买卖乡下有地。但他的钱是有限的,他得把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都卖了,再把茶馆也收回来,把本钱拢到一块堆才能开得了工厂。他要干大事业,他要救穷人,他要抵制外货,他要救国。我不敢说他就是维新派的康梁党羽,但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只有一百天的维新运动。政治维新的惨痛失败更使他觉得要救穷人要抵制外货要救国就要换一条道路——搞实业。不是吗?面对变法维新的惨痛失败,面对屠刀,谭嗣同也只有仰天长叹“有心报国,无力回天”而怆然赴死。
       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政治目的,老舍先生在他出门之前又让他与庞太监——这个茶客中的离政治中心最近的人物——撞了个正着。秦二爷与庞太监这段戏可真真是秦仲义首先挑衅而引起的,俩人见面打过招呼之后,秦仲义首先说道:这几天您心里安顿了吧?庞太监这个“太后面前的红人”怎麽会听不出这话中的味道,更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的他索性把话挑明了:“那还用说吗?圣旨下来了,谭嗣同问斩。”——你不用跟我绕圈子,心里能不安顿吗?天下从此太平了。到此庞太监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不指名的警告秦仲义:“告诉你,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秦仲义一定没有忘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谭嗣同的“死得其所”的遗言,他对庞太监“掉脑袋”的警告冷冷的答道:“这个我早就知道。。。。。。”我不敢说秦仲义没有参与到政治改良的行列中是对“戊戌变法”的结局有“我早就知道”的先见之明;我也不敢断定秦仲义也和康梁一样怀有“变法维新、治国安邦”的志愿而只是与其政见不同而已。但秦仲义是在“戊戌变法”的政治改良运动刚刚失败,中国这条封建主义的破船不知将驶向何方的关键时刻,决定将手下的财产“拢在一块”开工厂的。照他说“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
      我希望我这样理解第一幕年轻的秦二爷不是过分的矫情,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作者让他在“康梁维新”失败后的这个初秋的早半天出现在茶馆的理由。他几乎从来没有来过茶馆,以至于王利发对他的到来都感到很诧异。他要救穷人开工厂的那番话是被常四爷激怒临时想出来的呢,还是想好了才赶到茶馆来的呢?那么,他不光说了他还真干了。他办工厂、开银号,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被“亲善”、被定为“逆产”。
      第二幕中秦仲义没有出场,但观众并不会忘记他。他到茶馆来了好几次。他并没有亲自来而是派人来的,“办工厂、又忙着开银号”的秦仲义干吗来了呢?他是来请寓居在王利发茶馆中天天念经的前国会议员崔久峰的。第二幕的这一天王掌柜很忙,城外的“直奉大战”的炮弹几乎就要落到头顶上了;城里到处是伤兵败兵乱抢东西;兵荒马乱的年头自己还顾不上命呢,刚刚投奔来的康顺子母子使他对接收太监的家眷无可奈何。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他遇见了准备出门去弘济寺念经的崔久峰,对生活前途的担心使得他与崔久峰这个前国会议员聊起了国家前途和当不当亡国奴的命运。老舍先生在剧本中没有明确提示第二幕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从报童吆喝“长辛店大战的新闻”和王利发与崔久峰的谈话中我们知道应该是一九二二年。王利发说:“崔先生,昨天秦二爷派人来请您,您怎么不去呢?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做过国会议员,干吗天天念经,干吗不出去做点事呢?您应当出去做官!像您这样的好人出去做官,必是清官。有您这样的清官,我们小民才能过太平日子!”。有记载称:“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我们在王利发与崔久峰的谈话中是可以听出“好人政府”的政治气候的味道的。那么,秦仲义来找崔久峰做什么呢?崔久峰言谈话语中对秦仲义的发迹很不以为然,甚至很有些不敬。他说秦仲义“办了工厂,开了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也很看不起秦仲义的那点事业,他说“他的那点事业,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可以试想,由于秦仲义并不了解崔久峰的态度,三番五次的来请他。但秦仲义邀请崔久峰做什么呢?崔久峰一个前国会议员,已不会经商,二不会作买卖,更不可能给秦仲义当什么经理襄理之类的副手。看来有了钱的秦二爷,还是在密切注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连王利发这样的“小民”都希望崔久峰能够出来做官改变社会,更何况一个当初就是因为要救国救穷人采取兴办实业的秦仲义呢
我们把秦仲义不多的两次上场联系起来,把秦仲义能够找到的每一点点蛛丝马迹归总在一起细细地咀嚼一番,便不难看出,老舍先生笔下的秦二爷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一个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时期的“风云人物”。她所有的所作所为都与社会的大政治大背景联系起来,并且他是有意识的参与了的。所以他在第三幕的“三人聚会”中,对政府拆掉他的工厂、把机器设备全党废铜烂铁给卖了,才那么样的痛心疾首咬牙切齿,原因就是他自己说的“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
      人艺重排《茶馆》以及所有的经典剧目,社会上以及艺术界抱的期望值基本上是相当低的,观众想象不出换个人演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会是个什么样子,坐在舞台下面能不能接受,表演艺术先入为主形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演了几十年的戏,看了几十年的戏闭上眼睛都可以在脑子里过电影,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塑造人物遮蔽拍个信息难度更大。不像不成,太像不成,以前没有过先例,以后再排倒好办了。
      九九年的演出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第三幕秦仲义拿出那支钢笔的时候,我给那支钢笔包上了一块布,一块白底蓝条巴掌大的细布。演出之前,我是在道具间里偶然看见那块布的,没有经过脑子就从上面撕下了一块,也许它就是我在排练过程中一直找而没有找到东西。秦二爷有钱财有地位有思想,王利发的“最后阐述”中顺序很明确评价很准确:秦二爷家大业大心胸大;常四爷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门爱打抱不平;王利发当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到了第三幕他也应该是衣食无忧的,第三幕中秦二爷的棉袍仍然是绸缎的我觉得很舒服。它是壮志未酬的英雄,它是穷途末路的政治家,他没有像王利发一样调侃自己的人生,它只是为自己作生命总结的时候发出了几声哀叹。在常四爷说到纸钱的时候,秦仲义一腔怨愤找到了发泄渠道,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渠道。我在说到“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的时候并没有连着往下说,同台的梁冠华马上感觉到了,他扭过头来询问地看着我,我这才带有解释口气的告诉常四爷:“你把那之前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
    话剧是生活化的表演,生活化的表演演什么比怎么演可能要重要的多。其实说一说理解就差不多了,表演只能表演给您看,我要是能把表演写出来我就不演戏了。

    国庆,《茶馆》,秦二爷,咱们国家大剧院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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